路 在 脚 下 ——自传实录

  余姓雷,名达,小名省吾,笔名寒雷、红柳、民燕、秦民燕,自号“龙门学子”,好友戏称“雷公”,被同行们敕封为“雷司令”。1953年,读大荔师范时,同学们据物理课《厉害的侦察器——雷达》的文意,给我起了个雅号叫“雷达”,后来就做了我发表文艺作品的笔名。1965年因在延安社教期间转行政、团关系时两名不符,引起麻烦就索性改了过来,正式定名为“雷达”。

  1935年12月22日(农历11月27日)生于陕西韩城市西庄镇雷许庄村。

  父亲雷子安,小名得善,字守仁。一生以农为本,做过小学教师。20余岁赴陕北定边做中药铺店员,因熟悉草药而有兴于医,经自学而成为中医大夫,长期任韩城市西庄、昝村镇卫生院院长。1915年农历10月30日生,1992年农历正月初八卒,享年78岁。

  母亲高清花,小名巧唤。一生务农持家,辛劳一世。善说歌谣,喜唱民歌。1914年农历4月28日生,1996年2月23日卒,享年82岁。

  祖父雷乃发,小名建章,字仲鸣、号声斋,是一位典型的“耕读传家”的承传人。一生从未脱离农务劳动,耕锄种收,样样精通,但自幼接受家训,苦读经书,曾师从其岳父王硕儒(籍寺庄村)攻读经典,至30余岁还白天务农,夜间师从贾鸿彬老先生读书习文,从而成为于韩原颇有名声的乡里学子。40岁左右先后任教于许庄、寺庄、谢村、孝义村、周原堡诸村小学,常乐于为村民协办婚丧嫁娶之应酬,为人笃厚,细心入微,言行谨慎,办事认真,一丝不苟,行忠恕之道,倡勤朴之风,讲谦和,兴礼让,颇受乡人尊重。1897年(清光绪22年)农历6月20日生,1978年3月8日卒,享年83岁。

  祖母王秀萱,实系吾家主持,常帅子媳孙儿耕耘收割于田间,纺线织布于庭内,勤俭持家,艰辛一世,若如吾家之家长、灶君,全家人莫不崇敬。1897年农历9月25日生,1982年2月4日卒,享年86岁。若再追索其祖,则茫然难书,不敢妄语,幸得家谱一卷,可见家史之一斑。

家 世

 出自书香第  耕读继世风

  今存家谱,系清光绪十一(1885)年二月清明节所重录,书有乾隆五十九(1794)年之《序》,并有上庠生雷绰之《附记》。《附记》云:“旧簿有明万历元年年号与康熙元年字迹。”以见最早的家谱距今已有423年的历史了。家谱上乾隆五十九年上庠生雷绵所作之序曰:“吾族,本金牙令公之苗裔也。公讳德骧,出仕于宋太祖之朝。”考宋史,雷令公即雷太师(位为上公),雷德骧,字善行,广顺三年进士,历任殿中侍御史、右谏议大夫、大理寺丞等职。累赠至太师、太傅,其子孙皆居高位,极喜诗文,其重孙雷简夫因通过欧阳修向皇帝推荐“三苏”。(苏询、苏辙、苏轼)而闻名。今韩城市南,苏村之北有雷公墓(见《韩城市志》)。

  合阳《雷公(德骧次子——有终)墓志铭》载:“其先曰方雷氏,女为黄帝妃“黄妃,即嫘祖,亦称雷祖(见《辞海》)。据此,雷姓可谓黄帝之正裔了。

  我看过另一家谱(无存),言祖籍山西,后迁合阳,再迁韩城。经考察渭南某家谱记载,雷许庄一世分门始祖雷敬礼可能是宋代雷简夫之后裔。雷敬礼以下七世雷均佐为今吾家之分门始祖。由均佐始,至八世祖雷永祥,为清代咸丰十一(1862)年“从九品官”,我见过吾家东院厅房挂的金字牌匾,上书“佐理鸿才”四字,也见过祖祠门前栽的铁旗杆。虽然亦可光耀门庭,但相当于今副科长的微职,说明吾家是逐日衰败的了。雷永祥子雷泰斌之玄孙,便是我的祖父雷仲鸣,他虽精通四书五经,满腹经纶,也仅仅是个穷秀才而已。

  由此观之,至雷许庄分门起,我家已经是个名副其实的农家了。据爷爷讲,经几世人的努力,于1949年,才有地21亩,房屋18间,牛驴各一头。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这个家顶多是个“下中农”的农家。但从其世袭的家教上看,还算是个书香门第。其家教特点是“耕读传家”四个字。爷爷、父亲、叔父都是如此。他们都是务农的行家内手,但都是熟读过经书的人,爷爷、父亲和二爸(守义),都教过书,三爸(守礼),四爸(守智)和我都是学师范的,也教过书。而我们同爷爷一样,也都是以农为本的。

     “出自书香第,耕读继世风”,这就是我们的传家宝。

起 步

 生于梁山下  长于黄土中

  我村,位于梁山脚下,离黄河也不到八里之遥。家有破旧院落三处,中院为正院,走马门楼四合式,缺南房。北房为厅房,是安神祭祖的圣地。东西厢房,是居室之所。母亲住东房,我就生在这屋里。据祖母说,满月后按乡俗抱到村中让第一个遇见者起名儿。某村妇即兴给我起名曰“杏红”,爷爷嫌叫起来绕口,遂根据他熟知的《论语》“吾日三省吾身”句,依“杏红”的接近音,更名为“省吾”。这便成了我的小名,其实因了它的最符合中国正统的儒家“文气”,也就成了我长期应声的“大名”和“官名”了。直到现在,小中大学的老同学们还这样亲切地呼叫着我。非常感谢爷爷赐给我的这个在古书上查之有据的好名。它老使我在平日里的深夜,要反省自己一日内的作为和得失。

  我是吃着妈妈的奶汁长大的,也可以说是在泥土中成长起来的。我所记得的儿时游戏,是“摇耧种地”,是“和泥甩爆”,是用泥巴捏碟子碗儿打油买醋做饭吃,是爬上树杈摘果果,是和着妈妈粗声细气的调调说儿歌,唱秧歌的……。再大点儿是到地里用小铲儿剜野菜,用小锄儿锄谷子,或捡麦穗,拾棉花,挖红苕,刨花生,学打鼓,拍镲钹……。

我一生所走的路,是从这里起步的。

启 蒙

清渠承启蒙  夜诵伴青灯

  由于爷爷是我村小学教师,我大约在四五岁时就跟他学认字数数了,他常带我到学校玩儿,我也就算是入学了。记得有几页带图画的一日学一句的幼儿课文“开学了”,“见了老师敬个礼”,“见了同学问声好”……,我就听着会背了。也常在夜间菜油灯下学背“床前明月光”的唐诗或翻阅画满五颜六色彩画的算术课本。印象最深的是,爷爷给小叔们教背乘法歌和珠算歌,也听会了许多。学认的成百个汉字,也会“搬家”了。大约五六岁时,我便成为正式生了。

  后来知道这个学校因位于清渠旁边,曾经叫过“清渠学校”的名字,爷爷、爸爸小时都在这里读过书。就像是那条清渠一样,他不知流淌了多少年。其实,学校是设在上院村的一所祠堂里。开学时,必先由老师带领学生上香祭拜孔夫子,然后再由学生们给老师行磕头礼。然后才能上课。也有在教室上课的时候,但大多数是在爷爷的卧室,他坐在太师椅上讲,我们站在地板上听,像是上私塾课的遗风。

  学校曾经迁到过下院村的关帝庙,还是爷爷当老师。后来,爷爷调到外村任教,我也就跟着到了外村。但不管是到了哪村,不在祠堂,就在老爷庙。我们的学习,是由许多泥塑的神像陪伴着的。开始有点怕,后来便习惯了。

  教习是呆板的,朦胧的,悠闲式的,但也是十分严格的,精细的,有效的。挨板子,是司空见惯的事;背诵课文,却也是能够做到的事。庙堂里的启蒙教育,给我自幼就养成了勤学苦练的好习惯。

初 学

 炮响杂书韵  欣迎旭日升

  1945年(即10岁)前,随祖父的任教,我先后就读于雷许庄、寺庄、孝义村初小。虽已进入“民国”30余年,但初小的学制,并不健全,多保留了许多旧教的模式,跟祖父读书,同上“私塾”没多大区别。爷爷并不完全按规定的课本教,也许有“家教”的成分,他用的是“旧制兼新制”“传统加新创”的教法和教材:《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朱子家训》等为启蒙之课;《抗日三字经》、《战时读本》、《(珠算)算法全书》、《千家诗》、《历史指南》、《地理指南》等为序进之课。当然,也学语文、算术的规定之课。由于爷爷自身条件的限制,我们不学美术、音乐和体育,这些课,全变成放羊式的玩耍了。

  由于爷爷多在我村和临村任教,这种学习始终跟农业劳动是交织在一起的,有时放假多日,学生全在田间劳作,教播种收获的老师还是爷爷。这是我童年期最幸运而又最重要的一段学历。

由于1937年抗日战争起至1945年日本投降,正是我读初小的阶段,因此,可以说是在炮火的干扰中,断断续续、很不正规地学习的。日机轰炸韩城,我军东渡偷袭日军,以及欢庆日本投降等景况,深深印记在我的童心。那时,最痛恨的是日本人;最鄙视的是汪精卫;最崇拜的是孙中山;觉得最疼我、爱我、教育我的人是与我成天在一起的我的爷爷。

  1946年(11岁)至1948年(13岁)爷爷把我送进他选择的一座高小——即作为韩城简易师范附属学校的姚庄小学。时正值解放战争期间,我度过了“炮响杂书韵”的高小学习期。1947、1948、1949年,韩城三次解放,拉锯战频繁,枪炮声不断,给我的“高小学习期”又深深打上了战争的烙印,使我亲身看到了旧社会的黑暗,经受了炮火的洗礼,较早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初步确立了我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仰。韩城的红色政权是在1948年3月建立的,这正是我从姚庄高小毕业之时。当时,西北文工团、延大文工室从延安来韩演出歌剧《白毛女》等节目,我们就是从姚庄步行到城里观看的。

  1948年夏,我考入象山中学,因家境贫寒,尊爷爷之意,又考入隍庙巷的韩城简易师范。那是个公费学校。报名第一天的入学考试,是张华莘校长把学生叫到他办公室里个别谈话,其实是问你在哪个村?家里有几口人,几亩地,几头牲畜?受过什么压迫和剥削?你对共产党和国民党有什么认识?你上学后打算干什么?……课表上尽是“读报”,“读报”,“唱歌”,“唱歌”,后来才知道,是由于教材和师资欠缺的缘故。“读报”课学的是《群众日报》刊登的战事消息和新文艺作品,记得有杜鹏程写的反映澄城战事的《壶梯山大战》和反映姚庄村新人新事的散文《红娃妈》等。“唱歌”课唱的是《东方红》、《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军进行曲》、《大进军》、《咱们工人有力量》、《团结就是力量》等革命歌曲。那时,随着各大城市的解放,几乎是成天上街敲锣打鼓扭秧歌。要么就是举行庆祝会,座谈会。记不得不知是什么时候才正式上课的。因拉锯战还时有发生,学生免不了即时放假,放了假又不知何时收假。记得有次听说开了学,就立即返校,当走进教室门坐定后,才发现黑板上画满了英文字母,这使我吓昏了头。原来是老师在讲化学课的化学元素符号。大约自那以后,便正规化了。也有了课本,学政治、语文、历史、地理、代数、音乐等,井井有条。原来处于“地下”的党团活动,也逐渐公开了。我于1949年12月30日被批准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学习还不错,每每考试,在班上不是第一就是第二。还是个文艺活动积极分子,除指挥同学唱歌外,还排演新节目。我在小歌剧《军民一家》中扮演的“红小鬼”受到同学们的好评。

解放后的愉快,新课本的新颖,课外活动的频繁,师生关系的融洽,政治空气的浓烈,学风校风的朴实,给我初中的学习生活,注入了新的血液和活力。

西 行

 走出隍庙巷  流落象山中

  1950年,因韩城简师与韩城中学合并,我们离开了城隍庙,来到城西五里地的象山中学。班级是“简师五一班”,简称“简五一”。由于是在被视为“穷学生班的”师范班而被人所歧视。不过也好,它更能激奋我们学习的热情。记得我欲参加校乐队,就被人看不起。当我以板胡演奏来应试时,他们都惊呆了,结果被顺利吸收,经常参加为新歌剧《红布条》、《血泪仇》、《睁眼瞎子》、《周子山》、《孙大伯的儿子》伴奏的演出。也演器乐曲《法国军操》等。

  象山中学位于高峻的象山脚下,校地广阔,风景幽美,是元代建筑“紫云观”的所在地。课余我们常登山嬉戏,步入那香烟缭绕的佛之仙境。半山建有“厚甫亭”,我常在那亭子间读书诵诗。后来知道这亭子是为纪念象山中学的创始人樊厚甫先生而建造的。樊厚甫先生我未曾见过,但因了这座亭子和透过亭子而诉说的有关樊先生兴学倡教的故事,我很敬仰他,就像敬仰我身边的老师李秉衡、焦养南、李录勋、马腾野、王志晨、姚子清他们一样。校南约三千米处,是流水潺潺的涺水河。我们几乎每天早上出操跑步到那里,用河水洗个脸又跑回学校上课,是很有情趣的一幕。

  由于学习成绩优秀,毕业时得到少有的上高中的“免试生”待遇。但又是由于家境贫寒而上不了高中,只好有去投考大荔师范了。

  象山中学,是我曾经得到恩赐的知识之泉。

远 读

 远走同州府  习文三夏冬

  到大荔师范,是我第一次离家出远门而看到韩城境外世界的。几位同学联手雇了辆马车拉的行李,我们徒步而行。240里路,一直走了三天。

  大荔师范,即原来颇有名气的“同州师范”,师资力量强,教学质量高。在这里读书,也是爷爷所盼望的理想之地。给我授课的有数学老师强仲廉、语文老师王石真、党季甫、赵新凯和音乐老师陈树华等(除陈树华外,他们后来都被调入陕西师大,说明教学师资之强)。除学习语文、历史、地理、几何、代数、三角、物理、化学等课外,还有教育学、心理学等特设课程。从兴趣和方向上讲,我更偏爱语文和音乐。几乎每次老师的作文讲评,老师都要宣读几段我写的散文。弄的我很不好意思,暗暗又发奋苦练写作。我深感,写出一篇好文章,仅在两堂课时的90分钟内是不够的。也许是由于我的笨拙和慢性,我从来没有按这个时间交过卷,都是再用一些课余时间经雕琢后才上交的。也许是因了这个缘故,才为我的高考和以后的写作,打了个比较扎实的基础。我的形象思维可以,但逻辑思维极差,以至于数学类课老难得满分,有时拿到70多分就算不错了。

  就艺术课而言,我也喜欢美术,画得还有点灵性,体育也很爱,长于投篮球,但均未能坚持,我的业余时间全被音乐占有了。排队限制一个课时的风琴练习,老觉得不够用,以至借别人的时间补充。陈树华老师二胡拉得很好,我跟他学拉“广东音乐”;看到他指挥有方,便从他学指挥;某次看他作了首歌曲叫给我们唱,就引发了我对作曲的兴趣,舍得花钱买来好几本“作曲法”来学作曲。后来又师从大荔中学的杨逢源老师学小提琴。于是,我成了个“音乐迷”。还与几位同学编辑石印了一本《秦腔音乐》发给秦腔爱好者。也常参加校内外演出。

  最有意思的是王石真老师不仅是讲《水浒》故事的能手,而且是个“迷胡王”。他弹得一手好三弦,边弹边唱,闭目陶醉,咿咿呀呀,吸引了一大群学生围观,而为他充任板胡伴奏的正是我这个做学生的“迷胡迷”。在大荔,还看过皮影名艺人雷礼儿的碗碗腔和朝邑剧团李玉民、允安民、余巧云的秦腔戏,,同州一幕,印象最深的是每学期要来回跑韩城一两趟。以至于体验了林冲被刺配沧州时脚上起泡而困行于道,是什么样的滋味。

   “大师”三个春夏秋冬的学习和艰难,是我永远也忘记不了的。

深 造

 高堂听教授  四载苦读经

  谁也难以相信,我——一个穷人家的孩子竞走进了高等学府的大门。连爷爷都说:“我才只是个高小毕业生,你已经高师毕业了,也应该知足了,别想那上大学的事!”这是我得知有机会考大学的消息给他打了招呼后他说的话。原来大师是以培养完小师资为宗旨的。虽然如此,因师资培养的条件所限,多数毕业生还是作了中学教师,至于不得参加高考,是早就规定了的。我压根就没有作过上大学的梦。幸运的是1954年初夏,渭南分区三科(教育科)通知大师,今年可以按成绩从优选出百分之十的毕业生参加高考,但只能报考高等师范专业。我被选中了,自然喜出望外,高兴地说给爷爷。

  按瞅准的目标我的第一志愿是报西北师范学院音乐专科,学制三年;第二志愿报的是西安师范学院中文系。结果是未能按我的理想考上音乐专科,却被西安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了。录取名单登在《群众日报》,像是过去中举一般,许多亲友到家里报喜祝贺我真的“中”了。奶奶给我捏馄饨吃,爷爷喜滋滋地夸我给家里争了光,说他多年的辛劳没白费。在欢天喜地的日子里,我终于被大轿车迎进了西安师范学院的大门。

西安师院位于大雁塔南侧,校园宏大,校舍林立,风景幽美。尤以那座古典式的图书大楼为最醒目的标志。对我这个来自农村的穷学子来说,一切都是新奇的,明朗的,广阔的,是神秘莫侧的,也是难以相信的。我有什么理由不去珍惜年华和发奋学习呢?

    学院的教学力量很强,著名心理学家刘泽如,地理学家黄国璋,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教育家李绵、贾则夫、张华莘等都云集在这里,中文系的名家更多:语言学家高元白,世界文学史家周骏章,古典文学史家王杰三,唐诗专家霍松林,现代文学家刁如钧,古汉语专家傅子东,民俗学家李玉岐,还有较年轻的学者高斌、陈楚桥、张富昕、高海夫、刘天泽、马家骏等。“高师出高徒”,相信在他们的培育下,我一定会成料成材的。

    本科四年学制的课程有《现代汉语》、《古汉语》、《中国通史》、《先秦文学》、《汉魏六朝文学》、《唐宋文学》、《元明清文学》、《现代文学》、《现代文选及习作》、《世界文学》、《口头文学》、《儿童文学》以及《教育学》、《心理学》、《逻辑学》、《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现代革命史》等20多门类。

    能在这里读大学,是我一生的福气。出自一个穷学生的本能,凭着一种吃过苦的人的顽劲,我如饥似渴地学,不知疲倦地学,穷追不舍地学,终完成了所有的学业和在陕西省女中三个月的实习课程。

四年中,经历了肃反、反右、大炼钢铁、大跃进等政治运动,作为一入学就任团支部委员的我,自然是积极参加了的。应该承认,从中也受到了锻炼,但未曾忘记的还是我的本职——学习,一种更为广泛的学习。

首先,从1956年起至1957年夏,我利用课余、假期或政治运动间隙,完成了约20万字的的方言研究课题——《韩城方言概述》初稿。为完善它,在我读四年级时,又申请回到三年级课堂,学习新开设的《方言调查》课,不仅系统地学习了国际音标,而且还承担了“周至方言”的调查任务,并写了调查报告。

    其次,课余,任院学生会文艺干事,兼任院乐队队长,除多次参加学生秦腔剧团和西安大学生文艺汇演外,与同学合作编辑出版了在院内发行的歌集《园丁之歌》(10余万字)。还为反映大学生勤工俭学的自制影片《新的开端》谱写了主题歌音乐——《我们是新型的大学生》。

    再次,大跃进期间,担任中文系“红旗俱乐部”歌舞团团长,并写作演出了歌曲《贺新年》、《上山岗》、《夏收忙》、《献宝歌》、《扁担杈》,联唱《农村组歌》、活报剧《多快好省》以及大型三幕歌舞剧《龙口夺食》等文艺节目。还受了中国古典诗词与音乐有密切关联的启发,试写了古典诗词歌曲《忆秦娥》(唐•李白词)、《小重山》(宋•岳飞词)、《声声慢》(宋•李清照词)等,在同学中传唱。

    这些,都为我文学语言课的学习,增添了社会实践的内容,于以后的从艺之路,铺设了一些基石。

助 教

 师大从文教  三年育后生

  1958年的8月下旬,新生要入学了,我们的毕业分配的去向还未敲定,大家焦急地等待着。有同学对我说:“你急什么,过几天,铺盖卷搬到东教工楼就是了。”果然我被分配留校,作了中文系“现代文学作品及习作”(即后来的“写作课”)教研室助教。看书,备课,听课,上课,批改学生作文,是我的主要工作。其实,并没有给学生上几堂课,全叫其它活动搅合了。一个是下放锻炼,一个是写村史社史。

    大约是为了贯彻“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 的教育方针,1959年春,我被下放到秦岭南簏的凤县双石铺公社张家尧生产大队劳动锻炼。春种,碾麦,浇地,锄草,秋收,打场,背粪,打柴,修渠,积肥,什么活都干。还搞些诸如催粮、统计、扫盲、开展文艺活动等社会活动。因自幼就干过农活,这些活大都难不倒我,不仅没有吃不了的苦,反倒体验到了田野生活的自由、轻松和畅快。一年中

    我利用闲暇、晚上和雨天,写了不少的诗词、歌曲,还有快板剧等。发表在《西安师院》院刊上的我的诗歌处女作《清平乐•雨后锄田》、《鹊桥仙•割麦》、《金子词•晒麦》、《扳包谷》、《话秋播》等,就是在那时写的。歌曲《红崖河两岸风光好》在村中传唱,快板剧《不愁字儿记不下》,活报剧《猪八戒登殿》在村里演出,对我是个莫大的鼓舞,大有宋代诗人王禹偁“满山皆唱舍人诗”的那种自豪感。被称为“凤椒”的大红袍花椒在省内很有名,我写了个小歌舞《摘花椒》在院内系科文艺评奖中获得二等奖,在全省高教职工汇演中获一等奖。连我也没有想到,那旋律竞是在花椒树下哼出来的。下放回校不久写的儿童歌曲《好姑姑》在全国业余歌曲创作比赛中荣获一等奖,《人民日报》、《歌曲》等各大报刊发表了作品和评论,还灌制了唱片。《好姑姑》是歌颂党的下放干部政策的,它无疑是我在下放劳动中的文艺收获。

    1960年秋,我被系领导派往礼泉县烽火公社同一些爱好写作的学生一起编写社史——《烽火春秋》,这本书是在著名散文作家李若冰的主编下于1962年出版的。这是一堂课时最长,质量最高,又极其生动的“写作课”。李若冰是主讲人,他把我和许多大学生都带入了文艺写作之门。《烽火春秋》的出版,也许就是我做了三年大学“助教”的一个最大的收获和“教绩”吧!。

从 艺

八年学唱赋  乐于采民风

    由于在1961年中国音乐家协会和全国歌曲刊物联合主办的全国业余歌曲创作比赛的揭晓中,有我两首歌曲同时获奖(如上所谈的《好姑姑》获一等奖外,另一首歌曲《新嫂嫂》也获得了二等奖),由当时省文联主要领导、著名文艺评论家胡采提名,我被调到中国音乐家协会西安分会工作,从此,正式走上了我曾经向往过的从艺之路。由1961年11月起到1970年3月,一直干了八年多。进入音协大门,像是换了个世界似的,感到新鲜,自由,恬静,舒畅,我被分配到业务室任秘书。正逢中国音乐家协会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的通知下达不久,音协组织我参加了采风小组于1962年2月赴陕北采集民歌。我同音协的王海天、邓怡如、许学勤,西安音院的油达民、张仲伏,省艺术馆的惠增厚、杨璀等著名音乐家一起到延安、绥德、清涧、榆林、定边、靖边、洛川等地采风。下半年又去商县、丹凤等地,1963年又去汉中、南郑、略阳、安康、旬阳、白河等地,可谓满载而归。共采录信天游、号子、山歌、锣鼓草、秧歌、小调、花鼓、道情等各类民歌千余首,编印了几个资料本。这段时间,写了些“采风散记”在报刊发表。发表在1964年4月号《延河》上的《顺天游》获陕西作家协会、共青团西安市委联合主办的西安地区青年业余文艺创作作品评奖散文二等奖并被陕西作协吸收为会员。1964至1965年又先后在咸阳、延安等地农村城市参加了三期“社会主义教育”和“为农村服务音乐作品征稿”活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1970年初,到了省南泥湾干校。八年中,写了不少的声、器乐作品。较有影响的有歌词《公社社员好快乐》(后改为《金光大道多宽阔》,屠冶九作曲),歌曲《做革命的良种》、《革命精神代代传》、《薅草小唱》、《毛主席视察南泥湾》、《南泥湾精神大发扬》,板胡协奏曲《丰收乐》等,有的被发表,有的被演唱或教唱,有的被广播电台播出。

    尽管这些都是些不显眼的习作,尽管这条音乐之路,未能一直走下去,但它为我在旅途中的歌唱,却增添了许多“下里巴人”的音符。

参 政

 参政兴文艺  精心繁戏声

 

    在干校未呆半年,于1970年7月就调入当时的省革委会文化组(即后来的陕西省文化厅),后来知道我是因年轻,又有些专长而被作为业务骨干人员优先调入的。从此转道参了政,这本不是我想要干的事,但我却毫无怨言地服从了组织的分配,而且尽职尽责,一直干到退休,共计26年,我半生的精华时间,全献给了这个不可不有的文化管理工作。

    1972年初,曾到兴平县赵村公社桑园大队蹲点一年。1973年12月22日在省文化厅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70年7月——1969年6月退休前我先后在社文处、艺术处、振兴秦腔办公室任干事、副主任、处长等职,从事过管理文艺创作、文艺演出、文艺研究、文艺评奖以及少儿文艺、对外文化交流、组织重大演出、展出、评奖活动等工作。主要做的工作有:

    ①组织、参与1970年的《红灯记》等样板戏的秦腔移植和普及工作。同时,向当时正在恢复的中央各有关刊物(如《革命歌曲选》《战地新歌》等)推荐陕西新创作的文艺作品。

    ② 组织、参与陕北《五首民歌》的改编、演出、出版及其影片的摄制和推广。《五首民歌》1971年写成,1972年1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后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

    ③组织戏剧、曲艺、音乐、舞蹈、故事等文艺创作,参与了多次的艺术节等重大活动及上京演出活动。

    ④1989、1994年,组织了两届全省艺术科研评奖,大约有数百名作者的上千个(部)专著、评论、论文获了奖,为评定各高级职称的文艺理论工作者创造了条件。

    ⑤参与了陕西戏曲演出团(任秘书长)于1987年9月在香港举行的87中国地方戏曲展演和1995年“陕西榆林民间艺术团”(有省杂技艺术团参演,任艺术顾问)赴西欧荷兰、德国、比利时、瑞士等国的巡回演出。

    此期间还兼任了省音协、省剧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省艺术研究会的常务理事、理事、副会长等社会职务。1994年12月当选为陕西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并任省文联常委。

    对于这些工作,自感还是努力、精心的,也是有些成果的。伴随着我们这些组织、服务、扶植性的工作,一大批文艺人才迅速成长,卓有成就,这比什么都叫人最感欣慰。

    20多年,或风驰于陕北、陕南、关中城乡,或穿行于北京、广州、云南、天津、新疆、甘肃、青海等地,不仅参与了各地的文化交流,而且也扩大了视野,丰富了各种有关地理、历史、人文的知识,于己之业务长进,也是大有裨益的。

编 纂

 泱泱十卷本  字字咏秦声

    在文化厅工作时期,我干了一桩自认为最富有重大社会价值的规模宏大而又最浩繁的文化工程,这就是从1980年起步、一直干了25年,现在还在干的组织编撰“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工程。此书共十卷,即:《中国民歌集成•陕西卷》、《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陕西卷》、《中国戏曲音乐集成•陕西卷》、《中国曲艺音乐集成•陕西卷》、《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陕西卷》、《中国民间故事集成•陕西卷》、《中国歌谣集成•陕西卷》、《中国谚语集成•陕西卷》和《中国戏曲志•陕西卷》、《中国曲艺志•陕西卷》。十卷共计一千多万字,按“品种全、范围广、质量高”的编辑方针和严格的体例、规范编辑,音谱同步,文图并茂。现除《中国歌谣集成•陕西卷》、《中国曲艺志•陕西卷》两卷正在作最后修订外,其余八卷已经出版。1980年我作为执笔人参与了第一个文件的起草,并先后担任陕西省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办公室主任,兼任了民歌卷、戏曲音乐卷、歌谣卷的副主编,还兼任其它卷的编委,不仅做了大量的组织、动员、培训骨干的工作,而且还参加编辑撰稿,乃至描红校对。可以说是把我一生中最大的能量全释放给这个壮丽的事业了。这是历史的选择和机遇,也是我看准后一定要自觉全力以赴干成的事。其实,如上述“从艺”一节所说,于1962年我下乡采风时就已经参与此项工作了。再往前推,还可以说是从我上初中时跟艺人学唱并开始记秧歌、迷胡曲谱时就参与了。认识的深化,实践的必然,难得的自觉,疯狂的热情,促使我必须这样干。我深知这是需要调动千军万马而又要群策群力且要有超人的智力、顽强的毅力和长期的耐力才能完成的事。在此,我必须呼出一些领导此项活动的领导者的名字。他们是:鱼讯、方杰、关鹤岩、刘恒之、王依群、王文、杨兴、尚爱仁、王志学、叶增宽、马少亭等。还有与我同甘共苦、团结奋战、为继承发扬民族文化传统立下汗马功劳的英雄们的名字。他们是:刘均平、杨璀、李世斌、许德宝、李恩魁、李开方、颜广兰、孟海平、高少峰、梁澄清、甄亮、王寅明、刘笑海、杨志烈、杨忠、关润娟、叶涛、贺志乾等。

    欣喜的是,通过这泱泱千万字的十部集成志书,全面展示了陕西民间文艺品种的总体风貌,为进一步抢救保护我省珍贵的民间文化遗产工程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更可喜的是通过20多年的采风、编撰,培养出一大批杰出的民间文艺专家、学者,于整体的民族文化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

    我为我能作为此书的先行组织者、编撰者之一而感到自豪和骄傲。文化部、中国音协、中国民协以及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对我的多次奖励,我也是乐意领受的。因为这是我在人生旅途中所走过的最难走的路,也是一条最辉煌的路。

笔 耕

虽未扬鹏举  却曾苦笔耕

     纵观以上履历,不管是当学生还是当教师,不管是在音协,还是在文化厅,我一直没有忘记文艺写作和研究,晚上写,假期写,刁空儿写,挤时间写,从未停笔,像个写作的痴迷者,又像个人文的探险者,但其主题有二:一曰雅,即学习探索古典文艺的精深,二曰俗,即采集研究民间文艺的奥秘。其实,念的都是一个经,唱的都是一个调——民间文艺。对古典文艺,我侧重的只是想探索一下古典文艺之根——古代的民间文艺;对今存的民间文艺,我也是想探索一下今存的民间文艺之源,恐怕也还是是古时的民间的。我所创作的上千首诗歌、上百篇散文、论文,几乎都是这个探索理论的实践。所写的百十首歌曲、乐曲,也是今民间风味加古典味的音调。

    1992年12月,西安音乐家协会主办的《长安音乐》杂志出版了我的《雷达古典诗词歌曲选》专集,收录了我自1957年以来创作的为中国古典诗词谱曲的歌曲22首。并附录了题为《我为什么要为古典诗词谱曲》的“后记”。

    同年同月,与张桢祥、屈海浪合作主编的《韩城秧歌》一书(收有韩城秧歌曲谱60首,另有舞蹈、艺语录、艺人录、艺事录及有关文章等),由华岳出版社出版。书中刊有作者写的《风格别致的韩城秧歌》、《论韩城秧歌的戏曲因素》两篇文章。该书于1995年11月,获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北方片(11省)民间文艺评奖专著一等奖。

    1995年12月,与程宝山、党尚仁、樊鸿新合作主编的《韩城秧歌剧、曲目选》,由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约40万字)。该书分曲词、曲目、剧目、文章四个部分。共收录了秧歌唱词148首,秧歌曲目124个,秧歌剧目76个,总计348个(首)。刊有作者题为《论韩城秧歌文学的艺术特色》的论文。1998年第一期《当代戏剧》刊曹爽《县域文化的瑰宝》一文,评论了该书出版的积极意义。

    1996年4月散文集《采风录》,是我多年来散文、论文、札记的汇集,由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30多万字)。分“采风录”、“秦声录”、“艺论录”三部分。作家李若冰写了题为《民间文艺的热恋者》的序,并刊有陕西省文化厅副厅长叶增宽写的《闪光的成果》和陕西音乐家协会主席贺艺写的《民间音乐的宠儿  民间艺人的知音》两篇文章。8月24日《文化艺术报》发表刘阳河的评论《源头活水  胸中块垒》;1997年5月29日《西安日报》发表马家骏先生的诗评《咏雷达<采风录>》,对此书的出版,都表示了热情的评价和祝贺。

    1997年5月,由我主持编辑的《雷族家谱资料集》铅印。

    2001年12月,诗集《绿叶集》修订稿完成。还准备出版《杏园纪事》、《我的大学日记》、《韩城方言概述》等。

     

     平时好艺终生唱,

     绿海碧波任徜徉。

     深恋雅乐奇葩馨四季,

     更喜俚歌陈酒醉八方。

     烂熳山花烁丽彩,

     春风青野散泥香。

     闲心唱赋弹琴吟古调,

     漫步田间踏舞唱新腔。

   这首拙诗说明了我的爱好。

     恋歌喜赋采民风,自讨苦吃困半生。

     爱赏山河风雪景,喜听雷雨浪涛声。

     田间耜土诚浇水,灯下移毫奋笔耕。

     愿得人间皆似我,歌台曼舞唱真情。

  

   这首拙诗唱出了我的心声。

醉 唱 

辛学下里曲  喜唱巴人情

  1996年6月在文化厅办了退休手续后,有两件事还在做:一件事是未完成的两部集成卷还在编撰;一件事是作为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的工作还在干着。其实是一件事,这就是对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

2003年4月文化部邀请我参加了一个会议,是讨论文化部制订的一个《抢救保护民间文化遗产的规划》方案的;同年月省文化厅邀请我参加了一个省人大文教委召开的一个会议,是讨论国家文化遗产《保护法》的;2004年3月我参加了省政府在西安召开的全省优秀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会后下达了《关于加强优秀民间传统文化保护工作的通知》;接着,中国民协也下达了《关于实施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通知》。凡此种种,都告示着全国范围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已经全面启动了,这给我一种非常急切的紧迫感和责任感,也引起了我因职业、专业感情上的强烈共鸣。

    2003年7月——12月我参与了由省文联、省教育厅等单位主办的“2003陕西大学生艺术节”的筹备和承办,目的就是在大学生中广造舆论,让青年们和各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我省优秀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工程。2004年3月省政府会议后,又参与了省文化厅的“西安鼓乐”抢救工作和向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申报世界非物质遗产的工作。针对目前年轻人不明情况的实际,我组织并参与撰写了五篇文章,在《陕西日报》、《新大陆》、《艺术界》等报刊上发表。又先后与西安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西安大雁塔新管区、西安汉灞陵山庄以及周至南集贤、大吉昌、城隍庙等鼓乐社频繁交流,共商抢救保护之大计。很累很苦犹觉甜,欣为抢救添瓦砖。

    我给朋友们的名片后印有一首名为《自画像》的诗:

    老马拉犁漫道长,迎风卷土钝蹄扬。

    疏鬃乱抖毛骨瘦,病体虚弱髯鬓苍。

    晕眼东西窥四野,秃头上下点一方。

    双肩负重吃力走,气喘吁吁总逞强。

  

    他们都说画得像。

   “欣学下里曲,喜抒巴人情。”我写、唱了半辈子的“下里巴人”之歌,至晚年,还是要写,要唱。不由人,很难改,只是多了几分醉意,是来自对民间文艺的醉意。

    特以《自传诗200字》作结:

    生于梁山下, 长于黄土中。

    书香子弟后, 自幼喜读耕。

    放牧泌河畔, 种田绿禾丛。

    清渠承启蒙, 夜诵伴青灯。

    炮响杂书韵, 欣迎旭日升。

    继读隍庙巷, 流落象山中。

    远走同州府, 习文三夏冬。

    高堂听教授, 四载苦读经。

    师大从文教, 三春育后生。

    八年学唱赋, 乐于采民风。

    参政兴文艺, 精心繁戏声。

    独攀山岭道,犹似苦行僧。

    漫漫二十载, 编书集大成。

    泱泱十卷本, 字字咏秦声。

    虽未扬鹏举, 却曾苦笔耕。

    辛学下里曲, 喜唱巴人情。

    不冀垂青史, 只希留步踪。

    碌碌奋半世, 两袖拂清风。

    倾力谋民事, 何谈名利空。

    朝天昂首笑, 无愧了一生。

   路在脚下,是自己踩出来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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