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翻译家和苏联问题专家-师哲

师哲

师哲

  师哲,1905年6月30日出生于陕西省韩城县(今韩城市)西庄镇井溢村。6岁在本村私塾学习,8岁后在县城高等小学堂学习六年。1919年考入陕西省立第一师范。在校期间,受魏野畴等人的影响,1924年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其后,因鼓动韩城学生闹学潮,受到当地土豪威胁。1925年春被迫离开家乡,到河南加入国民二军,进入开封陆军训练处学习,开始了投笔从戎的军旅生活。由于考试名列前茅,同年被选送到前苏联留学,进入基辅军官联合学校学习工程专业。从此,他便与前苏联结下了不解之缘。l926年10月,师哲在前苏联基辅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担任支部书记。1927年10月,转到莫斯科军事工程学校学习。1928年毕业后留校担任中国排排长,兼任翻译及文化教员。l929年10月至l938年3月,师哲被派到西伯利亚国家安全部门工作,其间亲历了前苏联的肃反运动。l931年8月准备从海参崴乘船回国,由于九一八事变爆发,从东北回国交通发生障碍,第一次回国未成。1931年底返回西伯利亚工作,主要接待因日本侵略而被迫流亡到前苏联的中国老百姓、义勇军、游击队,以及因战败而退人前苏联境内的国民党爱国官兵和部分地方武装组织。苏炳文、马占山等人都是他亲自安置的。1938年9月,师哲到莫斯科寻找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被临时安排到莫尼诺儿童院担任副院长兼教务长。1939年专职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的秘书。l940年3月随在前苏联治伤的周恩来及任弼时等人回国。至此,师哲在前苏联学习、工作了15年,对于其社会、历史、文化等有深人的了解,为以后翻译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0年3月25日,师哲抵达延安,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在延安,师哲名义上是任弼时的秘书,实际上给毛泽东担任俄文翻译,主要负责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电报往来和毛泽东接见苏联客人的翻译工作。亲历了中苏就有关皖南事变、整风运动、重庆谈判等重大事件往来电文的翻译工作。1943年1月,师哲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工作,后又被派到绥德、关中,接受基层工作的考验。1944年8月被调到社会部一室任主任。中共七大后被任命为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1947年3月,胡宗南进犯延安,在毛泽东、党中央转战陕北这段艰苦的日子里,他奉命往返于陕北和晋西之间,翻译中苏领导人往来电文和参加土改等工作。

1948年3月,师哲跟随毛泽东来到西柏坡,被任命为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在中国革命胜利的前夜,前苏联特使米高扬来访西柏坡,师哲担任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朱德等人的翻译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为获得前苏联以及国际上对中国革命在政治上、道义上的同情与支持,中央派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秘密访苏,师哲又担任随行翻译。访苏期间,在王稼祥的建议下,师哲等人奉命拟定书面报告,以此作为中苏双方会谈的基础,这对刘少奇与斯大林的六次会谈能够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顺利进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共和国建立初期,为了寻求国际支持,解决国内外一些迫切问题,中央决定开展一场强大的外交攻势。师哲先后随零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访问前苏联及东欧,目睹了一场场外交风云。他参加了中苏两国领导人的对话,在他们之间架起了一座语言的桥梁,让他们交谈决策,推动历史的进程。

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开始长达三个月的首次访苏。毛泽东与斯大林就两党两国之间所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商谈和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等,并商议、解决了有关两国利益的若干具体问题。在访问的过程中,中苏双方尤其是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产生了一些误会和不快,师哲通过自己的翻译,为双方做了许多解释和沟通工作。

1950年10月至l952年,师哲还随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等人五次访苏,商讨抗美援朝、朝鲜停战、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方案等问题。l954年4月至7月,师哲随周恩来出席新中国第一次参加的大型会议–日内瓦会议,担任了俄文翻译和照顾周恩来生活的工作。1956年“波匈事件”后,师哲再次随刘少奇等人访苏,商讨处理匈牙利事件的对策,以巩固社会主义阵营。

共和国建立后,师哲还主持了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俄语专修学校和外文出版社的工作,任首任局长、校长、社长,同时还兼任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的俄文翻译。l950年初,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师哲与费德林、尤金一道负责中文译俄文工作。l951年1月,前苏联出版了由师哲、费德林翻译的《实践论》单行本。l952年后,前苏联陆续出版了由师哲负责翻译的俄文版《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俄文版上有师哲的名字,但前苏联从未支付给他一分钱的稿酬。对此,师哲从不在意。

1954年赫鲁晓夫率团参加中国国庆五周年庆典活动并与中国领导人会谈,师哲担任翻译,随后陪同赫鲁晓夫前往南方参观游览,担任翻译。1955年l2月至l956年3月,师哲随朱德访问罗马尼亚、民主德国、匈牙利、捷克、波兰等国,还出席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建国初期,中共中央五位书记出国、从事外交活动的随从人员名单中都有师哲的名字。

针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以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这篇文章是在前一天下午由新华社交给师哲组织部分专家连夜翻译成俄文的。

师哲生性耿直,遇事敢于坚持原则,这不免得罪了一些人,康生、江青就是其中两位。早在延安时期,康生大搞“抢救运动”,使许多人蒙冤。师哲与李克农等人奉毛泽东之命调查此事,并如实做了汇报。在中央的干预下,“抢救运动”停止。对此,康生给师哲暗记了一笔。江青那时也因两次去重庆花费800万法币,硬要在中央特科报销,师哲不允,与江青结怨,这都为他后来受整埋下了祸根。1950年任弼时去世后,师哲多次受到他们的刁难。

由于师哲长期在中央首脑机关工作,知道的机密、认识的领导人及前苏联客人不在少数,因而在后来一系列政治运动中都受到了牵连,多次被迫进行交代。

1957年1月;师哲出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因生活小事,被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的康生抓住把柄,乘机以泄私愤,无限上纲,坚持将师哲开除党籍,并下放到陕西扶风。l959年至l962年,师哲在扶风农场“戴罪”劳动。在农场期间,师哲帮助农场发展多种经营,养猪养羊、植树种菜。他潜心畜牧、果木、水利等的经营管理和研究,倾听党和毛泽东的声音,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默默地等待下放生活的结束和新生活的开始。

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康生继续在所谓的小说反党案上大做文章,将彭德怀、习仲勋等人诬陷成“里通外国”的“西北集团”,师哲被说成是联系人。l962年9月,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央组织部急电精神,派人护送师哲回北京交代问题。从此师哲开始了长达l3年的囚禁生活。师哲被囚禁的前三年,奉康生之命前来审问师哲的有近百人。他们采取谈话、审问、神经战等方式轮番进行,均未得到想要的材料。“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师哲又被送进了秦城监狱,成为那里当年的“一号犯人”。此后的l0年问,师哲受到了一轮又一轮的审讯,身心受到极大摧残。无论在哪种情况下,他都坚持原则,从未作过违心的交代。l972年初,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监狱的生活也改善了,师哲的心中又升起了希望。1975年5月,师哲被释放出狱。虽然结束了铁窗生活,但他的“案子”并未结束,仍被下放到陕西扶风,在那里又度过三年。

1978年冬,师哲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声中奉召回京。l979年春回大地的日子里,师哲在政治上终于获得了新生,中组部做出了“师哲经l3年审查,没有政治问题”的结论。由于他在前苏联学习、工作l5年,回国后又协助毛泽东处理中苏问事务长达18载,亲历了中苏关系的发展变化,是党内少有的“苏联通”。在王震的建议下,他不久被安排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任顾问。1986年师哲因患脑血栓偏瘫离休。

师哲晚年将自己知道的历史真相撰写成文,先后在《中华英烈》、《人物》、《炎黄春秋》等刊物上公开发表。1991年出版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2001年出版《我的一生》、2005年出版《毛泽东的翻译—师哲眼中的高层人物》。这些鲜为人知的珍贵史实,成为今人和后人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依据。

1998年8月17日,师哲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9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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